翻出了几年前写的读书笔记，摘出一部分记录佛教发展史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以史为鉴，正本清源，从时间上将宗教理解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现象，自然没必要再谈论怪力乱神。引用的内容均已注明出处，其余是我自己的评论，见解难免幼稚，权做博大方一笑~

“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因见到身边人遭受生老病死之苦，深感生命无常，人生皆苦，于是舍弃王位出家求解脱之道。经过六年的学习和苦行，终于在菩提树下入定四十九日后豁然大悟，于是创立佛教，四处讲法，教导众生离苦得乐之道”……

“佛陀逝世后一千六百余年中，印度佛教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经过分化、发展和衰坏的过程，最后消灭于公元十二世纪时代……从学说的思想发展来看，可以把印度佛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佛逝世后约一百年之间为原始佛教时期；第二，在这之后约四百年之间为部派分裂时期；第三，此后约四百年为大乘中观学派兴盛时期；第四，此后又约四百年为大乘瑜伽学派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后期，密宗颇为流行；第五，最后约三百年为密宗盛行时期”（《佛教常识答问》）。

此后，“其时释氏尊宿零落，僧伽染异教之颓风，后且受回纥之摧残，遂至大法东移，渐成绝响，婆罗门之势乃再盛耳”（《印度哲学史略》）。

“就印度佛教史而言，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到13世纪灭亡，整个印度文化裂变成今天的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的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的踪影难以寻觅”（《简明中国佛教史》）。

然而佛教在亚洲乃至世界仍然有传承、演变和发展。两千多年的历史层层积淀下来形成了现在的形象。佛教留下的资料典籍庞杂繁复，有待辨识区分；而印度、中亚古代历史资料则因种种原因显得比较匮乏。这使利用第一手的文物、文献资料理清楚佛教的发展、传播脉络显得困难重重。季羡林《谈佛》中多有依据语言学分析古代文献进而解释佛教史中的疑难的例子。这种研究是富于技术而态度严肃的。宗教神话虽然能给人安心的确定性，但也掩盖了一些事实，有时甚至背离了原初的宗旨。当前的时代，真正的宗教衰败了，权威的神话变成了故事，鼓吹神秘以复兴精神遗产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哲学思维就应该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重新起始的，它必须在每一个时代按新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实现它自己”（《生存哲学》）。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与孔子同时，其一生大致可以分为诞生、成道、转法轮（讲法）、涅槃（逝世）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汉传佛教（主要为大乘佛教）“在人间性佛陀观的前面，加上了降兜率天和脱胎的神圣性，又在诞生后面加上了出家和降魔两项神圣性事业”；藏传佛教（主要为密宗）“在降生相后，增加了学书习定事业和婚配赛艺事业两相，又在出家相后增加了行苦行事业和誓得大菩提事业两相”（《简明中国佛教史》）。种种神异事迹层层附会其上。汤用彤评论道：“缘释迦在世，断除我慢，涅槃时明言依法不依人，对其本身之地位之性质，必不加以诠释。然因轮回说而对于佛之本生，加以推求，因赞颂佛生之故事而又瑞应之传说。此项本生故事及瑞应传说，虽经后人附会，与时剧增，而二者之发生则必甚早。又在佛时，即有如来死后有生与否之疑问，因此等问题，起玄理之探讨。及释迦既入灭，其教渐昌。其徒对于先师之伟大人格更为尊崇。因本生瑞应而益使释尊神话化，因玄理探求而终谓佛即法体”（《印度哲学史略》）。

虽然年代久远而神话滥觞，释迦牟尼之创立佛家并不是无源活水，佛教的诞生受到了当时印度思想的影响，佛陀在继承更为古老的传统文化上有独到发挥。这是对其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略有了解便可得到的结论。季羡林《谈佛》亦有所论述。

“大约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前，雅利安人逐渐由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那里的土著民族，并且吸收了他们的文明，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好些国家。因为长期成为雅利安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就是婆罗门文明的中心），当时那个地区被称为‘中国’。至于东方和南方的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则被称为是化外的‘边地’。但是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中国地方的国家已经开始衰落，而东南边地的国家则勃然兴起。释迦牟尼居住最久、教化最盛的摩揭陀国就是当时新兴的霸国。这时候，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拘萨罗国的舍卫城、跋耆国的吠舍离城等新都市，其中王舍城尤为重要”（《佛教常识答问》）。

“印度最古典籍首推《梨俱吠陀》，其所载多为雅利安民族颂神歌曲。雅利安种来自北方，地点旧说指为帕米尔，近则指为中亚或南俄，而又复有考为奥匈捷克国境，其入居印度五河流域，似在公元前四千至五千年之中。自时厥后，种族繁殖，势力渐达五印全境，顾亦颇受原有土著民族之影响，但不知始于何时，思想变迁，衍为一特殊文化”（《印度哲学史略》）。

雅利安人行种姓制度。“……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这种制度原来是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界限的。后来随着工作和职业的分化的发展，本来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种姓差别，也在雅利安人中间起了反应，于是有四姓的划分。最高种姓是婆罗门，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阶级；其次是刹帝利，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地农民阶级；最低的种姓是首陀罗，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后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种姓有它世袭的职业，不许被婚姻混乱，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混乱。……”（《佛教常识答问》）。

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中心文化和印度土著民族的本土文化杂染，且随着势力更迭、经济发展，二者的矛盾冲突逐渐激烈。“随着雅利安人势力的拓展，（新兴国家）都不能不受到婆罗门文化的影响，当然也都存在着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所遇到的困难就多得多。第一，在这些国家里，土著人民占的比率达；第二，雅利安与非雅利安种族混合情况比较普遍；第三，为了巩固雅利安人在那些地方的统治，有不少土著部族的首领通过入教仪式被安排在刹帝利种姓之列。在种姓制度下，统治阶层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一向存在着矛盾，尤其是非雅利安人的刹帝利对婆罗门的优越地位的反抗，更加显著。……”

“……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在新兴的国家里……根据佛经的资料，当时的商业很发达，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商人掌握着雄厚的经济力量。……手工业也很发达，有细密的分工，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当时有了纳税的自由农民，有佃农。……印度在公元前一千年间已经有了铁器，到这时期，铁制农业器具更以普遍使用，农业上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封建领主的割据，是不利于商业、手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的。……佛在世时，人们就有‘转轮王统一天下’的理想。……‘转轮王’思想，实际是反映着当时一般人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来代替领主割据的愿望，这个要求和愿望必然和种姓制度发生冲突”（《佛教常识答问》）。

当是时也，“（印度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个是正统的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一个是异端的反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佛教常识答问》），反对婆罗门教的种种学说思想被统称为“沙门”。“惟据巴利最早经典，常以婆罗门沙门并称，而未明言沙门为释氏所有之专名。则沙门者，似为当时不属于婆罗门正统者共有之名号……虽不必有异于婆罗门僧人，然究不属于吠陀之宗绪。计此时最有名非婆罗门之学统，为佛教及耆那教……依今考证，婆罗门教或较盛于西方，其东则婆罗门之化较衰，而为佛教耆那发展之域”（《印度哲学史略》）。

婆罗门教以吠舍为经典，最初崇尚巫术神通，祭祀神明，后亦渐重学理研究，新创解脱之智，主张“梵我不二”；沙门则诸论繁兴，修行方法、解脱之道殊异。“佛教一方面批判婆罗门教义，同时也反对非婆罗门教的各派。但是佛教和婆罗门教以及各教派的思想都有渊源，佛教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思想，而根据‘缘起’和‘业’的理论，予以另一种解释……并接受了关于天文地理的某些传统说法。对婆罗门教的神祇，佛教也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只是贬低他们的地位，当作一种众生看待，认为他们也不免轮回生死之苦，如对于梵天，认为只是天界中的天人，将来也会堕地狱。……”（《佛教常识答问》）。

佛陀创立佛教，亦有其与他宗不同的特殊精神。“佛法首重实用，重实用故重断苦绝欲，重修证之方。戒、定、智慧均修证也。重使用不重空洞无关人生解脱之理论。佛斥外道诸见，多在斥其空谈也……

因以除去现世之生老病死愁哀苦忧懊恼，为住梵行之鹄的。故最初佛法不重思辨，而在修道。因此即涅槃之本体，亦未多有理论上之推究，而重灭苦解脱之实行。详阐涅槃之体性，遂为后世佛教徒之事矣。佛陀既不重空谈，亦不尚迷信，凡婆罗门祠祀、占卜、巫咒之术，均佛所常痛斥。……

复次释迦处处以自身修养诏人。智慧所以灭痴去苦，禅定所以治心坚性，戒律所以持身绝外缘。……而戒律亦摒弃苦行，不似当时外道眩世欺俗，残生太甚。徒劳身心，于修持无补。……

佛陀教化……其观察方法亦与外道不同。佛陀教人向来主张如实知见，因如实知见，故同时诸外道所虚妄构想而全非事实者，须扫而空之。……佛陀一生于宇宙人生作种种之分析，或分为五蕴，或十二入，或十八界，或十二因缘，其不惮烦作此详密之分析，盖欲从各方面如实知此有为法之世间也。因佛以如实知见即为契于实相之唯一方法，此知见即智慧即般若，而所谓禅定无非亦乃契于实相之方法。……”(《印度哲学史略》)。佛“如实知见”所得的对宇宙万物的解释和结论，其精义被称为“法印”，“即比喻佛教的主要教义，掌握了它，便能对一切法（存在）通达无碍”（《佛教常识答问》）。

佛陀灭度后佛教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其信徒对佛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分歧，进而形成不同部派、宗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佛陀言论的整理集结。在这个过程中佛教逐渐由一种朴素的关注人生的思想演变为一种外延更广泛、结构更系统的宗教，并且形成了佛教的神话。部派分裂的原因，首先在于戒律上的分歧，“戒律推行既久既广，自有变迁增损，因而生异见”（《印度哲学史略》）；其次，更有影响的，则在于教理的发挥有了不同，“学说或因释迦所未明言，后人各依意为解释；或因受流行外道之影响，百内学亦生变化”（《印度哲学史略》）。

佛陀逝世后，“……长老们分别率领僧众在各方弘化，师弟相承，渐渐各自形成传承的系统。他们传授的教法和戒律互有异同。各个传承系统很自然地按照地域划分其势力范围，日久之后，不能不受到各地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各自的特色……”（《佛教常识答问》）。佛陀逝世后一百年左右，佛教徒便发生了一次大的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两派随后又衍生出更加繁多的学派。在这个时期中，印度迎来了首次统一，统一者阿育王最终皈依佛教，大弘佛法。“在阿育王之前佛教的传播只局限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由于阿育王的努力，佛教不仅传遍五印度（东西南北中），而且传到亚洲、北非、希腊许多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各部派分往各地传教后，受到了各地不同环境的影响，在形式上和学说上有了不同的发展，这便促成了更多部派的产生”（《佛教常识答问》）。其后佛教的传播发展虽有反复、挫折，但信徒规模仍在扩大，其影响仍然有力。

“公元1世纪，在中亚的佛教徒队伍中，出现了一大批崇拜佛塔和要求革新的在家居士和出家比丘，他们把犊子部的有神论和法藏部的地狱、天堂理论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佛国、法身的本体论，编撰《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经典，注重现世生活，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通过六度而使他人先成佛，然后自己成佛。……中亚的佛教徒又被称为菩萨，意为觉有情，用现代汉语的一个词来代替，就是老师的意思。菩萨就是要用六度的济世精神，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众生……他们批评准佛教徒（原始佛教各部派）把修行的重心放在自我完善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准则，因此把准佛教乃至把佛家贬称为‘小乘佛教’，而把他们的学说标榜为‘大乘佛教’……中亚佛教的理论在中亚形成后，又返归印度本土，把印度本土的准佛教演化成大乘佛教……”（《简明中国佛教史》）。

大乘佛教有两个主要的思想派别，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学派（有宗）。二者在吸收不同学说进入佛教的理论体系上有着很大的贡献，各对释迦牟尼的教义有重大的发展，讨论殊为精研细致，其观点差异很难简单表明。但二宗仍然是传统精神的延续，“佛学变迁虽极繁赜，但实可分为二大系统，一则自小乘之大众部乃至大乘之空宗，二则小乘之上座部演化以至经部，再进为大乘法相唯识之有宗……大众部一系盖佛教中激进派，其宗旨疑在发挥佛说之精神而不拘于文字……其性质重在保守，名为上座部。自此以后，大众一系因阐发佛说之精神而注重法性之体认，而渐偏于谈空；上座一系因研讨经教之文义而注重法相之分析，故趋于说有”（《印度哲学史略》）。空宗的理论似强调本体论，偏重谈论万事万物的本质为“空”；有宗则似更重从认识论入手，精研如何通过对现象的认识达到现象的本体。

大乘佛教最终演变、形成了密宗。“密教产生于7世纪。这时的南亚次大陆出现了许多封建小国，破坏了对外贸易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村经济的孤立性与封闭性，此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异常活跃。密教正是中亚的佛教在恒河流域与印度传统文化合流的产物”（《简明中国佛教史》）。婆罗门教在与佛教的争论交流中，“吸收了佛教理论而大大发展它的神学，于是婆罗门教便以新的姿态大为兴盛起来（这以后的婆罗门教称为印度教），而佛教当时则以人才寥落，相形见绌而日见陵逼。适应这样时节因缘而兴起的密宗，在仪式上大量采取‘方便’，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而加以不同的解释……”（《佛教常识答问》）。“密教认为，语言、思维无法说明空，只能凭主体的自我反省（身密，手结契印）、忘言（语密，口诵真言）、绝想（意密，心作观想）获得真理，反对禁欲主义，有的甚至主张男女和合为解脱”，以期“即身成佛”（《简明中国佛教史》）。密宗在形式上已与佛陀的教化相去甚远，在精神上亦脱离了大乘诸宗注重理性、智慧的传统，以笃信为解脱之道，但究竟没有拯救佛教。佛教颓势更加明显，此后更因伊斯兰教的入侵而在印度和中亚地区绝迹了。

佛教各派都用各自奉为圭臬的经典。我们在佛经的开头常常会看到“如是我闻”。“如是者，第一，明所闻之法……我闻者，第二，明能闻之人……谓我亲从佛边闻，非传闻也”（《金刚经讲录》）。佛经并不是释迦牟尼亲自写的，而是在其逝世后，由他的弟子记诵出来的。佛教第一次结集在“佛逝世的那一年，佛的弟子，以摩诃迦叶为首的五百人集会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将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结集起来，以传后世”，形成了经和律，后世又有关于教理解释研究的论。经律论称为三藏。然而此时还没有文字。“古代印度人民有一种传统习惯，就是把典籍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背诵下来，而不重视书写”（《佛教常识答问》），这使得佛教经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用文字记录，只凭借师父弟子间的口头传诵传承、散布。“亲从佛边闻”实乃一代代师徒间口耳相传，到了使用文字记录佛经时，佛教的理论已经有了长时间的发展变化，未见得完全出于佛陀本意。以为佛经如神谕般一时尽出自佛陀之口，一成不变，就难以理解佛学思想会发生变迁，以及如何考证变迁发生的时代和可能原因。季羡林《谈佛》中，便以出土古代佛教文献采用的古代文字语言作为研究佛教历史的工具。记录佛经使用的文字主要有巴利文和梵文。“佛教分南传和北传，传到南方去的用巴利文，是小乘佛教经典；传到北方去的用梵文，多数是大乘佛教经典，也有小乘经典。巴利语是古代俗语，梵文是古代雅语”（《佛教常识答问》）。各派传承、编撰的经典既然有所不同，必会导致其信奉的释迦牟尼佛在不同经典中的言教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虽然各个派别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主旨仍然不脱释迦牟尼言教的精义。所以面对浩如烟海的、流传在各个派别的佛经，宗派的一个主要理论热点在于“判教”，即整合出佛经的体系，调和佛陀言教的矛盾，以维持祖师的权威。佛经既是佛教思想的总结结晶，也是佛教历史变化的见证者和动力源。

【佛教常识祛昧】极简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