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余聪

编辑 | 许匿秦旭东

原本约定在4月初的这场相亲，男女双方尚未见面，便以失败告终。

女孩父母提出：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女儿在武汉工作，所以必须在武汉要有一套房子。

亲戚委婉地把这句话告诉了57岁的王桂香。王桂香知道，小儿子这门亲事没有希望了。对于她这样的家庭，在武汉买房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019年4月，武汉市房屋均价17400元/平方米，而湖北省汉川市农村居民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7109元。

清明节前几天，王桂香好不容易从娘家人那边盼来了好消息，连着两天起早贪黑收拾房间。为了让家里看起来体面一些，柴火老灶停了，稻草全都收进了楼梯间。

但情势变化得比天气还快，她所有的努力转头都泡汤了。

眼看雨下得没那么密了，王桂香抄起角落里的扫帚，出来打扫地上的鞭炮渣。空气中鞭炮气味还没散尽，她皱着眉头，快速挥动扫帚。

刚刚结束的，是隔壁家小儿子的婚礼。“天作之合，早生贵子。”离去的宾客最后的祝福语，王桂香听得一清二楚。而此刻，她的家里，大儿子正坐在床边玩手机，小儿子还在睡觉。

两人都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这成了母亲长久以来的心病。邻家的热闹与自家的冷清，更是加深了王桂香的惆怅。

武汉交通便捷，吸引着大量年轻人前来工作。图 | 东方IC

“怎么现在完全就变了呢”

在汉川市周家桥村，王桂香并非唯一为儿子婚姻问题焦虑的人。这里距离省会武汉不过80公里左右，交通便捷，却像隔着万水千山。

和许多正在被掏空的乡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周边城市或更远的地方谋生。城市馈赠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抽干了他们的青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对在外奋斗数年却终是过客的现实。

而回到故乡，一个更严峻的现实摆在他们眼前：村里男青年越来越难找到适龄的结婚对象。

周家桥村户籍人口2350人，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超过100人，王桂香所在的村民小组就有11人。在当地人眼里，30岁还没娶上媳妇，已可归为光棍的行列。

十年前起，王桂香就开始为两个儿子的婚姻忙碌，直到现在，都没着落。

等邻居家的客人散了一些，王桂香摩挲着双手挪了过去，凑在一个穿运动外套的中年女性面前，嘴巴几次张开又合上。

“娇娇，我屋里两个儿子的事还得你帮忙多关心点啊，年纪都大了。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还得你们这当姑姑的操点儿心，我这干着急也起不到作用。”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再一次旧事重提。

女子连连称好，王桂香也不多说话，抓住对方的手，迟迟不肯松开。

丈夫早年病逝，王桂香一人拉扯大4个孩子，家里的几亩土地是仅有的生活来源。两个女儿早已出嫁，35岁的大儿子黄彬和32岁的小儿子黄振则成了“剩男”。

为了增添给儿子娶亲的筹码，2018年夏天，在两个女儿帮扶下，全家人凑钱建起两层新房。两个儿子一人一层，王桂香住进了后院另起的小屋。

与王桂香隔着池塘而居的是陈有生。陈家5个孩子，两个女儿早就出嫁，大哥二哥都还单着，33岁的小儿子去年年底才娶到媳妇，也是哥哥姐姐帮衬。

陈有生想不明白，自己年轻时，谁家儿子多就意味着劳动力多，日子不会差，结了婚在村里也有兄弟互相照应，没人敢欺负。这样的男孩是媒人眼里的红人，“怎么现在完全就变了呢”。

同村的李贵兰两年前就装修了房屋。二楼布置了客厅、书房和卧室，房间地上铺着深色暗花纹的地板革，阳台上加盖了简易的独立卫生间。书房里没有书，只有一张硕大的电脑桌和一个转轮办公椅。

这是李贵兰丈夫陈敦文对年轻人心思的揣摩。不过，至今还没有一个女孩子来给出评价。

被问及儿子的婚事，李贵兰摇着头说出一句话：“我只当是生了一个傻儿子，不结婚也不用给他带孩子，我不晓得少操心几多。”

儿子30岁了，在武汉一家超市做仓管，尽管离家很近，除了春节，平时几乎不回家。

嘴上对儿子的婚事不在乎，李贵兰却望着隔壁家歪歪扭扭学走路的小男孩出神。“这岁把左右的小孩是蛮过瘾啊。”怔怔地看了一会儿，她继续剥起手里的豌豆。

李贵兰家的堂屋里，族谱还放在敬神的案子上，这是两年前女儿出嫁时请回来的。

修族谱是村里近些年流行起来的习俗，只要不是太落魄的家族，都会请老师傅制作族谱，放在金属或者实木的深红色箱子里。遇上哪一户人丁增减、乔迁新居，族谱就会被请到家里。李贵兰原想着，用不了多久就会再次打开族谱箱子，为家里添上一口人，但现在“还没有看到影子”。

李贵兰的公公77岁，平时总闷在家里和老伴一起看楚剧，别的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唯独一件事情例外，碰见任何人不出三句话就会聊到，“我里孙外孙9个，还有6个没有完成任务。”

修谱师，用木活字为人修印族谱的师傅。图 | 东方IC

“谁不想找个条件好点的呢？”

这两年，王桂香不断托人求亲，“不管大的小的，解决一个也好”。

去年过年还有两个亲戚上门给小儿子介绍对象，今年过年再没有人提起。她新建的二层小楼，在当下的婚姻市场上，轻于鸿毛。

女孩儿们都在朝城里嫁。

同村的余贝21岁，还不想出嫁，但母亲给她说了一桩亲事，男孩家在武汉新洲区，一家人都在做服装生意。

余贝初中毕业就跟远房亲戚到广州的服装厂打工。去年，她和同乡的男孩交往。母亲得知后慌了神，一再打电话叮嘱，千万别犯傻，别重复妈妈当年的老路，最后只会苦一辈子。母亲的人生经验里，嫁人是女孩子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机会。

和余贝同岁的李明阳，已成功嫁到了城里。丈夫一家在武汉做生意，早几年就买了房子。李明阳熟悉的武汉，跟家乡是完全不同的样子。这里聚集了大量年轻人，拥有所有最新鲜最刺激的东西，“在武汉你才觉得自己像个年轻人，回去了能做什么啊”。

六年里，李明阳交往过三个男友。她说，即使找不到爱情，也要找一份留在城里的婚姻。至少，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享受城市的生活条件。

武汉某大学内，两对新人喝交杯酒。图 | 东方IC

“没有办法，现在的农村人，城里没有一套房子都娶不到老婆。”说这话的是夹河村的吴小琴。

夹河村与周家桥村同属一个乡镇，相距不过两公里，户籍人口3720人。这里的男青年一样面临结婚难的困境。只算80后这一代，村里的单身汉就有70人左右。

吴小琴和丈夫这些年一直在外从事室内装修。眼看着汉川的房价越来越高，儿子也慢慢到了结婚年龄，2015年他们狠下心借债在汉川市买了一套房子。

现在看无疑是明智之举。“当时算便宜了，2900一平方，现在我们前面这栋已经涨到了5600，你算算这是几大的区别啊。”

房子三室一厅，正南朝向、面积最大的一间是儿子的卧室，尽管他每年只在过年时回来。有了房子打底，吴小琴稍微松了一口气。

52岁的周家桥村村支书吴生堂，最近每天坐在村头卫生室门口做户籍登记。在他记忆里，自己这一辈的村里人，娶不到老婆的只有两个，一个先天失明，一个小时受伤腿脚不利索。谁能想到，现在这些后生好手好脚的，也一样找不到老婆。

吴生堂算了一笔账，结婚至少得有房子，不说在县城或武汉买房，在村里建一栋房子，也得花20万元。

“姑娘伢太少了，谁不想找个条件好点的呢？比来比去条件越要越高，娶个媳妇扒掉一层皮。”说完，他扔掉了手里的烟头，用脚使劲碾了碾。

2018年，湖北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岁。在当地农村人看来，没有上过大学的男孩，25岁往后就算晚婚。

即使好不容易结了婚，也不意味着再无光棍之虞。

夹河村的郭耀华因为妻子李敏离家出走，重新回到单身队伍。他在贵州打工时认识了李敏，没多久就结了婚。在村民眼里，郭耀华的婚姻相当于中彩，没怎么花钱就把媳妇娶到手了。

可是，好事来得快去得也快。次年夏天，女儿生下来刚满月，李敏借故要一个人回贵州老家看亲戚，之后再也没有回来。郭耀华的母亲想不通，“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逃跑的，不仅仅是外地新娘。

周家桥村64岁的陈友香，提起儿子，只有一声接一声的叹息。她的儿子2016年结婚，娶了同乡的女孩。结婚不到一年，两人就办了离婚手续，说是性格不合。

之后陈有香四处托熟人，2018年初又给儿子寻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单亲妈妈，带着一个10岁女孩。结婚刚半年，女人就突然离开，还撇下了带来的孩子。

出走的新娘很快又回到婚姻市场，留下的却是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

武汉东湖边的情侣图 | 东方IC

“最短的结婚才一个月就离了”

“男的倒没什么，老人和孩子遭殃了，什么都是爷爷奶奶管。”夹河村妇女主任黄荣芝说。

郭耀华的母亲已经67岁，每天在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半亩责任田之间奔忙。孙女在学校每个月的餐费是100块，她每个月的养老补助是103块，刚好够交。郭耀华仍在四处打工，已经一年多没有给过家里钱了。

黄荣芝在村里做了16年妇女工作，前些年主要负责了解村里的孕妇数量、健康情况，以及儿童上学信息。最近两年，她给自己安排了一项新任务，即给村里的夫妇做离婚调解。

“离婚简直是家常便饭，女的转眼就改嫁了，男的多半就是一辈子光棍了。”仅去年一年，她所在的村就有10对夫妻离婚，到现在，已有7位女性改嫁，而男方还没有婚讯。

59岁的陈文海，在汉川市民政局当了4年多保安，负责帮忙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人收取材料。他印象深刻的是，近年办离婚手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最短的结婚才一个月就离了，这不纯粹是好玩吗？”陈文海感慨。

他记得最多的时候，局里一天办理了30对离婚。过去4年多的上班时间，没人来办理离婚的只有两天，那是民政局刚刚搬到现址的时候。

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图 | 东方IC

2018年6月开始，民政局邀请了离婚调解志愿者，空出一间办公室作调解室。64岁的刘爱菊第一批过来做志愿服务。“也是来了这个地方，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

3月，有一对办离婚的夫妇，女方是1993年的。刘爱菊劝她为了孩子多考虑考虑，女方直言：“孩子我可以再跟别人生，反正现在男的多女的少，我又不愁找不到下家。”和她一起来的男人，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条件一般的农村家庭，要娶个媳妇多不容易，现在又一离，结婚的债都还没扯清楚，现在媳妇也没了，让父母怎么想啊。”刘爱菊有心说和，却常常感到无力。

这天下午，汉川的风很大。刘爱菊和另一个志愿者在调解室里坐了两个半小时，没等来一对夫妻。而隔壁房间，有9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

老陈帮人填写离婚登记材料时，会故意放慢节奏，瞅着合适时机，就询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第三方调解，遇到愿意的，就带到隔壁调解室聊一聊。但这样的不多，忙的时候一天能有五六对，有时完全没有。老陈已经总结出经验，“那种鸦雀无声的，那多半就是没救了，是铁了心要离的。”

“所带来的伤痛远比想象的要多”

乡下生活凋敝、家庭贫困、农村男性缺乏竞争力……都是导致当地盛产“乡村光棍”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这一辈的男孩子太多了，没有多少女孩子。”周家桥村人口普查员黄德民最清楚每家每户的情况。

一切早有端倪。

夹河村卫生所医生黄巧军，工作了24年。卫生所背后的小河已经几近干涸，河面上漂浮着各色塑料袋和空饮料瓶。

“刚毕业上班的时候，我早上骑车从旁边的桥上过来，经常听见婴儿的哭声。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后来才晓得，女孩儿生下来不想要的，很多就扔在了河边。想想那些大人怎么狠得下心啊。”黄巧军眉头紧紧皱着，侧过头望向窗外的小河，“前些年都想生儿子，女孩儿太少了，现在好了，娶不到媳妇的遍地都是”。

依照当地1988年3月1日开始执行的政策，农村夫妇一胎若是女儿，5年后可以生二胎。在传统观念依然浓厚的乡村，生育第二个孩子成了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为此，一些人不惜采取人为干预。

“有非法做B超鉴定的，就在车上做检测，行踪不定。”章社峰从1993年开始就在汉川做计生工作，“这种情况，就算我们收到消息了，也很难抓到人”。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村地区第二胎男女性别比为126.4:100，第三胎则高达146.3:100。

“性别失衡之下，受害者不止是大龄未婚男青年，从女性到社会都是受害方，它所带来的伤痛远比想象的要多。”西安交通大学人口学者李树茁说。

湖北汉川市的村庄图 | 东方IC

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十二五规划，全国出生性别比开始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115.8左右。李树茁指出，“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就像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是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性别失衡将会进一步加剧婚姻市场上的资源分配不均，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农村男性。这在80后、90后一代身上表现明显，之后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

“2044年之后，每年50岁的男性会有超过10%的比例未婚，2050年超过13%。”李树茁说。

夹河村妇女主任黄荣芝观察到，她所在的村民小组，25岁以上没有结婚的男孩有10个，适龄的女孩子却一个都没有了。除了外出读书的女孩，村里没结婚的女孩最大的是2000年出生的。

她所置身的汉川，是一个以纺织和服装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轻工业城市，全市散布着大小纺织服装企业两千余家。

这些服装厂是当地农村青年的主要务工出口。每天都有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来找活儿，都是十七八岁的模样，很难看到40岁以上的身影。

在黄荣芝眼里，这些年轻人不过是在吃青春饭。他们没读什么书，也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做最基本的工作、赚最基本的工资养活自己。服装厂的工作通常是黑白班两班倒。“年轻人还能做几年，年纪大了根本就熬不住。以后怎么办呢？”

女孩儿还好，或许还能嫁个好人家。男孩儿则很难靠此在城市立足，若没有更好的出路，有一天还是要回乡。

“我看啊，以后遍地都是吴楚清。”黄荣芝说。74岁的吴楚清是夹河村唯一的五保户，终身未娶，和老母亲一起靠着补贴生活。

“都说不出话”

不过，村里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可能不这么认为。当晚婚已成为普遍现象，他们觉得结婚或许只是个时间问题。再晚一点儿，再积累些资本，或许就会迎来转机。

王桂香的小儿子黄振就在等待这样的时刻。

他从职校毕业以后就开始做海员，主跑东南亚航线，最远跟过环球一周的大型货轮。最初几年过年，他带回来的国外零食和海上见闻总能吸引不少人来家里，其中不乏想要给他介绍对象的。

可是，零食和故事能够吸引女孩子，却吸引不了女孩子的父母。海员长年漂泊在海上，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才能回一趟家。这意味着即使结婚了也要长期两地分居，没有父母愿意让女儿受这样的苦。黄振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让相亲对象望而却步。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贸易形势影响，黄振所在的船务公司订单量骤降，没有生意。2019年元旦之后，他开始了漫长的休息。除了和母亲王桂香每天必要的对话，他的世界局限在手机的5.5英寸屏幕里。

四月初，气温已经攀升到27度，门前走过的女孩子已经穿上了轻薄的长裙，坐在家门口玩手机的黄振，还穿着冬天的加绒运动裤。

隔壁家的小女儿回娘家来了，过来向王桂香询问两个侄子的感情状况。黄振起身打了个招呼，便退到一旁，蹲在台阶边闷着抽烟。

不想听到大人的唠叨，很多人选择干脆躲在外地，李贵兰的儿子陈俊飞就是。

最近两年，他只有过年才会回家待两三天。除了吃饭，他几乎不会露面，从早到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陈敦文过去是个坐不住的人，农闲时常在村里溜达，小卖部，卫生所，他喜欢和人聊天、吹牛、逗趣儿。如今，陈敦文很少出现在这些地方了。同龄人的话题只剩下一个——孩子们任务完成了吗。

起初，他还跟人抱怨几句，孩子的想法总是和大人不一样，管不了。现在他已经不想多说什么了，“人家只会说是爹妈没有能力，儿子才娶不到媳妇”，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最好是躲得远远的。

外出到北京工作的情侣图 | 东方IC

2018年年底，李贵兰也到了武汉，在连锁超市做售货员。种地大半辈子，只受老天约束的人，现在要受规章制度约束。要学的东西很多，如何着装，如何标准化回答顾客的问题，如何收起自己说了大半辈子的方言，尽量憋着讲普通话。好在这里没有人问她的儿子结婚了没有，她只需要按要求整理商品，服务顾客，按时上下班。

李贵兰房间的衣柜上，贴着一张塑封的黑白老照片，画面中丈夫陈敦文半蹲着身子，两手搭在儿子的肩头。这是陈敦文1995年在兰州做生意时，带着儿子在景区的合影。

照片中6岁的陈俊飞腼腆可爱，是一副大人见了都会喜欢的面孔。“谁能想到呢，这现在还成了个老大难，出了鬼了。”李贵兰叹了一口气。

有一次，急得整夜整夜睡不好觉的李贵兰逼问儿子，为什么安排了那么多相亲他都不上心。一开始，陈俊飞只是说人家女孩子没那个意思，后来他也急了，背对着母亲说出一句话，“我现在要什么没什么，谁家的姑娘看得上我，别瞎耽误工夫了。”

李贵兰一时梗住，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吴生堂算了一笔账，有3个儿子，娶媳妇至少就是60万开销。“生三个女儿，你就进了天堂；要是三个儿子，那你就有得受了。”

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逐渐让步于现实。“条件好一点的也负担不起两个儿子，前阵子我们村的陈旭家生了二胎，一胎是个儿子，这二胎本来想要个女儿，结果又是个儿子，孩子从产房里抱出来，一屋人都说不出话。”吴生堂说。

为了两个儿子，王桂香四处嘱托人，“要是有差不多的好事，记得给我的两个儿子关个心啊”。

只是如今，对方常常是应了便没有下文了。

（文中王桂香、黄振、黄彬、陈有生、李贵兰、陈敦文、吴小琴、郭耀华、李敏、陈友香、陈俊飞均为化名。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指导老师白净教授、赵曙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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