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蒂丝·艾伟德（1902-1970）

格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于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的埃德蒙顿。她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名邮差，她本人因为家庭缘故中学就辍学。关于她早年的经历似乎并无太多记载。只知道她在17、8岁时候在伦敦荣赫鹏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或译扬·赫斯本德 1863-1942）家里做过客厅女仆。荣赫鹏是位殖民者，曾任皇家地理协会主席，远征过西藏，任过“西藏边防委员会”主任，是个东方通，对印巴和中国都了解不少，还去个中国北方。艾伟德前往中国最初的动力是否受过荣赫鹏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也有的说法是艾伟德和母亲在一次基督教集会上产生了为主奉献终身的念头，后来她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下面还附上招传教士的广告。艾伟德是为了路费，才去做的女仆。无论如何，1929年，已经27岁的她参加了中国内地会的培训学院，这是当时传教士来中国的官方途径。但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年龄也偏大。一个学期后，等来的是不及格的成绩和校长的婉拒。如果她此时放弃，自然也没有后来的故事了。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积极寻找其他途径。1930年，在卫理公会的集会中，她听说有位传教士珍妮·劳森（Jeannie Lawson）已经70多了，却没人接替，以至于迟迟不能退休，于是她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去。

在1930年10月18日，她出发了。来送行的是她的父母和姐姐。她是这样回忆的：“妈妈用厚厚的窗帘给我改做了旅行的毯子……就在我启程的那一天，有人送来了一只手提箱，我去商店买了一些罐头食品……那个小水壶我记得我花了1英镑3便士，我的父母亲给我送行。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

艾伟德的路线是从英国利物浦车站出发，转搭轮船到达荷兰海牙，再搭上长途火车，途经德国柏林、波兰华沙、俄罗斯莫斯科，穿越广阔浩瀚的西伯利亚，最后到中国。

在一些文学作品描写的这一段经历里。她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时，中途火车无法前行，被迫步行了很长一段距离，还露营过。因为苏日对峙，苏联人扣押了艾伟德，她的护照上把“宣教士（missionary）”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而苏联当时很需要机械师。再之后，还险些被苏联官员侵犯。她辗转到了海参崴，再搭乘一位日本商人的船到了神户，再去天津。

老实说这些故事我并不全然相信，我怀疑多少会有些文学创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整个旅程的艰难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年轻姑娘，穿过半个地球，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家，在那个并不平安的年代，即使没有那些惊险故事，也是一段传奇了。

在当时进行这样的跋涉，坐船显然安全的多，但是艾伟德没有钱。有说法是她临行全部的财产只有47磅，还有说只有2磅9便士的，不管是哪个，她都只能选择廉价一些的火车，即使这样，她到天津后，也口袋空空了。

艾伟德初到中国

后面的旅程稍微轻松了点，艾伟德从天津在山西籍商人的帮助下，火车转汽车到了泽州见到了传教士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告诉她山西的情况，并给她换上了中国服饰，然后她乘骡车花了两天时间到了阳城。

“每次我都在想，恐怕我一定会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颠簸得四肢零散而死在路上了，可是当我到达阳城时，我发觉自己四肢完好一如常人……”

1930年12月，艾伟德见到了珍妮·劳森。劳森夫人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根据艾伟德的英文姓氏Aylward，翻译成中文发音相似的“艾伟德”，寓意爱心伟大、品德高洁。艾伟德不是正式的传教士，没有工资，劳森夫人的工资和积蓄，也不够开销。在艾伟德到来之前，劳森夫人刚刚租下了旁边的一个四合院，修缮和维护都需要花钱。后来她们发现门口挤满了南来北往的骡队。原来纵贯山西东部沿太行山西侧南下的沁河，正是从阳城离开山西注入黄河，沁河航运发达，阳城自古便是晋东南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于是她们决定：刚刚租下的大院，何不开办一家客栈？1931年初，八福客栈正式开张迎客。

艾伟德和劳森夫人

英国作家伯格斯为艾伟德所写传记《小妇人》中称为“八福客栈”，好莱坞电影中称为“六福客栈”，而阳城当地人则习惯称“骡马大店”“车马大店”。到底是“六福”还是“八福”已经不可考了，似乎“八福”可能性更高一些，因为劳森和艾伟德是基督徒，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有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是“八福”。赶骡马的人很快将开客栈的两个“洋婆子”的事传遍了整个阳城。

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森死了。具体细节不详，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二是传教时，从楼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总之，珍妮·劳森都是死于意外。9岁的艾伟德不得不独自管理客栈，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有一天，阳城县县长居然来到了六福客栈，他请艾伟德担任阳城地区的禁足督查，下乡巡视并挨家挨户监督妇女放脚。县长为何会突发奇想，请一位外国女士担任禁足督查？原来早在1917年至1922年，阎锡山就在山西发起了全省性解除缠足的运动，到了1933年，阳城县成立了特别禁足委员会，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时不愿放足者为逃避检查，都穿大鞋，再在鞋里塞上棉花。负责政策检查的多是男性，若让缠足女性在陌生男性面前脱鞋查看，在传统的山村里是不可想象的。而艾伟德是大脚，再加上她的外国人身份多少有点震慑作用，县长找她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此时的艾伟德还是将传教和经营客栈视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她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份差事。直到县长表示，可以为她派遣两个士兵、一头骡子，并且付给她每月一个铜板的报酬，正面临经济窘境的艾伟德才答应下来。

从此，蜿蜒的乡间小道上，时常能看到艾伟德骑著骡子、旁边还跟著两名士兵的身影。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集中村内所有人员，由村长传达放脚政策，宣布缠足是违法的，然后由艾伟德逐一对妇女们脱鞋检查。其实，禁足督查对艾伟德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单是语言关就不好过。阳城地处深山，村与村之间隔一道沟，方言可能就大不相同，对于外来的艾伟德，要用方言跟各村庄的百姓交流，还真得费一番工夫。

谁也没料到，当年在英国曾被中国内地会培训学校认定“年龄偏大”学不好中文的她，最终在阳城的大小村庄里练出了一口地道的阳城话。儿时常去阳城东关一带玩耍的88岁老人璩鸿琦清楚地记得，自己八九岁时曾看到一位洋女士，那洋女士笑著跟他说话，“她叫我孩子，让我‘好好耍吧’，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她说的是我们阳城话，完全听得懂，说得也地道，就和我们本地人口音一样。”事实上，艾伟德生前也曾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我会用不同地方的不同方言讲汉语，这些方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艾传教士除了客串了一回艾督查，还当起了艾妈妈。

　　九便士（或称九毛）是艾伟德收养的第一个孩子。她在后来的口述回忆中说：“如此九便士就进入了我的生活……这个人因我的靠近而发亮，我帮她洗澡，喂养她，过了不久她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她令这个地方变得有如家一般。”

九便士是个可怜的小女孩，艾伟德在街上看到她时，她大约八九岁，面黄肌瘦，脏兮兮地躺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冷漠的中年妇女。艾伟德心生怜悯，劝说中年妇女不要让孩子躺在冰冷的街道上，谁知那妇女却是个人贩子。艾伟德不忍，只得掏出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将小女孩换了过来。那时的几个铜板折合英国货币刚好9个便士，艾伟德就给小女孩取了个小名“九便士”。

　　不久，九便士在外面玩耍时，带回一个孤儿少少。随后，九便士和少少又在河边发现了一个约两岁的婴孩，不知是被父母遗弃还是被人拐卖……艾伟德找不到孩子们的父母，只好将他们都留在客栈照顾。时间一长，她的“家”变得越来越大。1935年黄河泛滥，成群结队的灾民逃往阳城、泽州（今晋城）等地，客栈的孤儿因此骤增至50多人。到了1938年，日军的入侵让更多孩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到这里，他们都学著九便士，管艾伟德叫“艾妈妈”。

　　艾伟德曾经描述过这段日子：“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有小孩子加入我们——没有人要的可怜孩子、被忽视的流浪儿。每周我的家庭总会增加某个小孩。村民、士兵们带来了孤儿，有时候是孩子们自己走进来，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艾伟德会照顾他们……”

　　当时县城和东关村的很多人已经真心接纳了这个来自异国的女人，也对艾伟德收养照顾孤儿的行为很敬佩，隔三差五，他们会从自家抱来白菜、萝卜，送来一些面粉、小米、玉米等。村里的妇女闲了，还会帮助艾伟德分担客栈的杂务。就连县长，也因为禁足督查的事情，时不时给艾伟德一些经济资助。

　　艾伟德感到了来自阳城的家的温暖。她在寄往英国的家信中说：“我感到这实在是我的国家，这里的百姓也是我的同胞。所以，现在我的生活已完全中国化了，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说中国话，甚至学习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与他们毫无分别，事实上，我已申请加入中国籍了。”

　　这一年是1936年，艾伟德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这件事本来毫无悬念，但由于战乱影响，她的入籍申请被延误，最后证书没有如期递到艾伟德手中，以至于她在几年后不得不申请补办入籍証明。因此，在一些资料中显示的“中华民国行政院”颁发的“国籍许可証书”上，艾伟德的入籍时间是1941年，地点是陕西省扶风县。

　　艾伟德在阳城人的帮助下，经营客栈，开办孤儿院，她最初的传道热情，已经不那么刻意，主要精力都放在照顾孤儿的生活上。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有长久。1938年2月21日，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到了阳城上空。继儿时在伦敦经历一战之后，艾伟德再次遇到了残酷的战争。两架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瞬间让阳城变成了一片焦土。

　　正在客栈的艾伟德和几位村民也在轰炸中倒在一片灰土瓦砾中，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有受伤。得知院子里的孩子安然无恙后，艾伟德找到平日常备的药箱，又将几条床单撕成布条，就赶到街上寻找伤员。对于这段记忆，她在口述中仍然悲痛难忍：“整个镇上几百个人正濒临死亡，这是令人悲痛的，它是这场我们将一再忍受其蹂躏之战争的可怕序幕。城里的人恍惚茫然，无法有效地做任何善后处理。有处理不完的工作：埋葬死人，安慰活人，照料伤患，寻找婴孩……”

　　六福客栈变成了临时的救助站。

战乱、轰炸、救伤……从1938年春开始，艾伟德的生活与所有的阳城人一样，充斥著这些令人绝望的字眼。她有时跟伤员一起隐蔽在深山的小村庄里，有时也赶去泽州办事，奔波的生活和混乱的年代导致《阳城县志》上出现了1938年“艾教士离阳”的说法。事实上，出于安全考虑，当时确有不少外国人暂时离开中国，但艾伟德一直坚持著留在阳城。

　　1940年的春天，日军开始大规模向泽州、阳城方向集结，一天下午，当地的指挥官突然派人来见艾伟德，要求她和部队一起撤退，因为有确切消息说日军会再次疯狂进犯泽州，虽然艾伟德拥有外国人的相貌，但没人能保証她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么多孩子。

　　有人告诉她，西安有宋女士创办的孤儿院，专门收留战争期间无家可归的孤儿，或许可以尝试联系。艾伟德写信给宋求助，不久宋回信称，假若能把孩子们送到西安，就会有专人代为照顾。

　　一场战乱中的大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在电影的叙述中，这场大迁徙几乎是艾伟德凭一人之力完成。实际上，当时很多村民自发来帮忙，县长得知此事送来两筐小米。听说到陕西比较安全，孩子们又可以上学念书，村里的一些人也将自家孩子送来拜托给艾伟德。村民送来的孩子加上六福客栈收养的孤儿，人数已经过百，艾伟德雇了十几个民夫挑筐，筐里除了简单的被褥铺盖、锅碗瓢盆、干粮小米，还有实在走不动路的小娃娃。

　　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转移。从阳城到西安有三条路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南下王屋山、翻越中条山、渡黄河、过崤山、入潼关这一条路线比较安全，当然，这也是最难走的一条路。为了考証艾伟德当年的转移路线，林云也多次重走了这条翻山越岭的逃难路。当年的山间骡道，今日已铺成了平坦的柏油路，即便如此，林云一行驾车走走停停，也花了一整天时间才到陝西扶风。她无法想象，一个女人带著100多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只有16岁，最小的3岁，还要小心翼翼不被日军发现，他们是如何走过这480公里路程上的一座座大山、一条条河流？

　　从阳城到晋豫交界处的垣曲是转移的第一步，也是最难走的一段。两个县城相隔约170公里，但一路上几乎全是绵延起伏的大山。这段路，艾伟德带著孩子们走了整整12天，多年后她曾谈起这趟艰难的旅程：“那儿时常没有真正的路，只有骡道。我们不停地走，越过了山区，睡在路旁或寺庙里。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度过一晚，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我们没有毡子，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我们沿路乞讨食物，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粥……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

　　翻过最后一座山，他们终于看到了黄河。艾伟德期望在黄河边的村庄，能为孩子们找来一些食物。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狼藉的荒凉村庄。为了不给日军留下任何物资，这里的村庄已被弃置，“每间屋子都是空的，那里没有任何食物，孩子们失望地大哭。”更糟糕的是，因为日军随时可能进犯，渡船已全部被军队调去对岸，他们在黄河渡口等了三天三夜，却没有一只渡船。就在艾伟德几乎绝望时，一位中国军官意外出现，用暗号为他们从对岸招来了一只船。孩子们分三批渡过黄河后，终于在对岸的村子里吃上了转移以来的第一顿饱饭。

艾伟德带着孩子们到了陕西

　　经历了整整27天后，艾伟德和孩子们终于来到了西安。可是，几个月前还能收留难童的西安，此时已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难童近3000人，城里实在没有更多的资源安置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了。

　　两扇厚重的城门，仿若铜牆铁壁，隔绝了艾伟德和孩子们最后的希望。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好心人告诉艾伟德，离西安不远的扶风县，也有一所以宋女士名义办的孤儿院，他们也许会收留这些孩子。艾伟德和孩子们只好再一次登上了开往扶风的列车。下了火车，再徒步一个多小时，这一趟漫长的旅途终于划上了句号。孩子们被当地政府分批安置在扶风县城的城隍庙和旧教堂里，他们上了学堂，陆续领到了新衣服。100多个孩子一个也没少，艾伟德却晕倒了。

　　艾伟德被一辆牛车拉到了距离扶风不远的兴平宣教团。她感染了斑疹伤寒，并且已发展成了更严重的肺炎，极度疲劳，长期营养不良，还有肩膀上不知何时被射中的子弹一直没能取出，这一切让连夜从西安赶来的医生几乎对她放弃了治疗的希望。

　　昏迷中的艾伟德丝毫不知道，差不多就在她抵达扶风的同时，日军从晋南、长治两个方向展开了对晋东南地区的猛烈进攻，相继佔领了沁水、阳城、高平、泽州、陵川，国民党军全线溃败。阳城境内的各个交通要道及重要关口均被日军掌控，此后日军盘踞阳城五年，被日军屠杀、奸污、致死、致残及逃亡和失踪的阳城百姓达两万多人。

　　她和孩子们幸运地躲过了战争的劫难，这一次，艾伟德能否再次躲过病魔的侵袭？她被送上了火车，重新运回西安，她足足休养了一年，才差不多可以正常活动。其实，她的身体依然时好时坏，但艾伟德不愿意闲著。她的孩子们都已安排妥当，她选择了再次奔波，在四川眉山的难民营帮忙，在甘肃救助麻风病人。

1948年，国民政府快垮了。艾伟德的身体也快垮了。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劝她回英国去休养，并探望父母。她离家已经十七年了。因为艾伟德一文不名，司陶卫为她筹措路费。只是她已经不是回家了；因为她是中国籍，不是回国，而成了出国，要去上海申请签证。在那里，她意外的找到了美恩；发现美恩已长成，结婚生子。

艾伟德（右）在上海重遇美恩（左），喜见美恩的儿子（中）

　　1949年春，艾伟德到了英国。经过战乱，她的父母和兄姐都还在，重逢自然快乐。但她为多难的中国忧伤，为他死去的孩子们忧伤。她的心爱中国；在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说出中国话。

　　后来，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艾伦·伯格斯听说了她的故事，采访后写成了《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美国《时代》周刊也报道了她的事迹。而后，便是1958年福克斯公司根据《小妇人》改编的电影《六福客栈》。二十世纪福斯要同她签约，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竟然有这种傻子，把好好的钱，用来作小小使女的故事…”她想，只要是传福音就好。轻易的签了约。后来，她才知道，电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无意于传福音；而她，艾伟德，才是只知传福音的傻子。那部电影出品，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

主角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不是饰演艾伟德，而把艾伟德弄成英格丽；一部英雄美人的爱情故事：少不了林南同艾伟德的热吻；事实上，艾伟德终其一生，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6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能促进国际间了解的影片奖”，导演罗布森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艾伟德成了名人，但她既羞惭，又厌恶，不愿提起。

The Small Woman 一书的封面

　　1957年，艾伟德想要回到中国，她先去香港，想从香港进入大陆，但被拒绝入境，她余生都没能再踏上大陆的土地。

艾伟德后来受邀去过很多地方，去过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受邀去了白金汉宫还见过女王，再后来她去了台湾办孤儿院。

　　1970年元旦，艾伟德觉得患了感冒。不过，她仍然去一个妇女聚会。回到孤儿院，她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感冒，转为肺炎。不久，艾伟德离开了世界，还不满六十八岁。

1963年艾伟德访问英国Walker Street School，抱著一名中国孤儿，与校长在校门合照

艾伟德安息的地方，位于关渡基督书院内的礼拜堂西边，环境幽静，面对淡水河出海口，且朝向中国大陆，符合艾伟德生前念念不忘大陆的心愿。1970年1月24日下午二时，艾伟德追思礼拜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举

办，蒋题颁挽联「弘道遗爱」（后刻在墓碑上），宋女士亦赠一十字架花圈。

艾伟德的墓志铭：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廿四节）

昨天看到有人解说《六福客栈》电影，忽然想起艾伟德，文章内容基本是由网上的资料整理而来，如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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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小妇人——格拉蒂丝·艾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