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初期宦官的品级还是比较低的，太宗诏令：“内侍省不设三品官，以內侍为之长，阶第四。”根据相关记载，內侍省的主要官员品级基本上维持在从四品和正八品之间，而某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下属宦官更是没有品级，仅相当于一般的办事人员。不过那些有品级的宦官，在当时也只能“黄衣廪食”。唐代“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可见宦官的地位之低。另外宦官虽然更接近皇帝及皇室成员，但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带。唐初的政治核心是关拢集团，到武后时期则是庶族“政治新贵”，宦官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承担“门阁守御、庭内扫除”的奴仆杂役。

可以说，唐初的宦官地位的低下是宦官“家奴”身份和当时政治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武则天执政后期，也有少数“衣朱紫”宦官的出现，这些人也多半是上层权力斗争被扶持的，如杨思勖就是参与中宗景龙政变有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而这类宦官的出现对内侍省现有的建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以后的宦官崛起埋下了伏笔。

在唐玄宗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时间里，唐王朝经历了由盛转衰的重大变革。在这个时期，有越来越多的宦官参与到内侍省制度范围以外的事件中。首先就是出现了“中贵人”为核心的宦官势力，“中贵人”就是某些权宦的代称，这一称谓在唐史中并不罕见，杨思勖、高力士就是代表人物。这些宦官身份显赫，身兼要职，多为皇帝或者皇室成员的心腹宦官。虽然“中贵人”的品级和权势程度无法明确界定，但尚可从这些宦官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中来推测其大致的权力范围。如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来朝，玄宗派以內侍高力士为首的“中贵人”为安禄山接风洗尘。这时的安禄山已经是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哥舒翰也是陇右节度使，由此可见“中贵人”的身份地位已经非同一般。其次“中贵人”除了内侍省职位外，还会承担其他领域的使职差遣。如教坊使、内飞龙使、检校进食使、功德使、十王宅使等，这些使职侵夺了原本属于朝官们所掌握的权力。

玄宗朝著名权宦高力士与前辈们相比，开始积极的参与国家政治。高力士在于玄宗的日常交流中，逐渐了解了玄宗在用人方面的好恶，故而能迎逢上意，所以玄宗也乐于把高力士当做自己的“幕僚”或“参谋”。在涉及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高力士了解玄宗中意忠王李亨，因而能做出正确判断：“初，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帝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当然高力士的建议也并不是所有都让玄宗接受，对于李林甫掌权可能导致的潜在威胁，唐玄宗仍固执己见，非但没有接受高力士的劝谏，甚至表露出不满的情绪。吓得高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所以在玄宗看来，高力士只有一个“幕僚”，一旦有失言之举，这种权利随时会被剥夺。

晚期的玄宗认为天下承平已久，百姓安居乐意，逐渐怠于政事，也是高力士能参政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高力士更多的时候是“奏章”的传递者，玄宗为了减轻自己的政务负担，允许力士预审“奏章”。高力士实际上能自己处理的政务都是一些小事，并没有真的掌握中央决策大权。另外玄宗对于高力士等宦官的扶持，也是为了能监视群臣、分化宰相的权力。毕竟“刺探朝臣”之类的活动并不光彩，而宦官们本身出身地位就低下，相比于普通朝臣们来说，他们更适合这类“难登大雅之堂”的地下活动。

而另外一个权宦就是杨思勖，他开创了唐代宦官领兵之先河。在开元年间，岭南地区多次反叛。玄宗为了快速平叛，起用宦官杨思勖领兵讨伐。杨思勖采用“以蛮治蛮”的战术，迅速平定了安南梅玄成叛乱，之后又三次出兵讨伐，均大获全胜。开元年间的四次平叛使其真正的进入唐代权宦的行列。“（杨思勖）以功进辅国大将军，给俸禄、防阁。从封泰山，进镖旗大将军，封虢国公”。唐代宦官领兵的历史由此开始。

唐代宦官势力的发展演变（一）